讀日劇、過生活

他的琴聲有點刺耳，有些段落不熟，還在摸索，
但和上回一樣，聽得出來不是生手。
他一定曾在某個地方認真拜師學琴。
........
他像學生一樣認真，對每個從身邊走過的人視若無睹。
沒錯，他在練琴。

在路邊練琴？真是奇怪。
公車轟隆駛過，地面也微微震動。
在汽車喇叭、卡車、警車或救護車的警笛聲伴奏下，
我幾乎快聽不到他的琴聲。
我盯著大樓頂端的怪獸石雕和富麗的飛簷。
男男女女從這裡走過，行色匆匆，不曾正眼看他，
隨即消失在轉角或走進屋裡。
那個孤獨的小提琴手繼續拉他的琴，
頭往後仰，閉上雙眼，在音樂世界優游。
他是如此陶醉，讓人看了心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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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架噴射客機飛過洛杉磯上空，朝著機場方向緩緩下降。
納森尼爾像孩子一樣，抬起頭凝望，然後轉過頭來，揚起一邊的眉毛，
問我，那飛機是不是我開的？

這樣無厘頭的一問，讓人有點毛骨悚然，可見他活在妄想世界中。
我在想，該不該回答他，最後決定默然。
我問自己：我被嚇到了嗎？
其實沒有。我因為太好奇了，所以不知道恐懼。
他是在六○年代成長的。
在那民權運動、越戰論辯如火如荼、
國家分裂、克利夫蘭等城市煙硝瀰漫的年代，
黑人的處境更是困難。
我很好奇，像他這樣一個黑人窮小孩，
如何逆流而上，進入茱莉亞音樂學院？
他是天才兒童嗎？他的父母是音樂家或是熱愛音樂的人嗎？
貝多芬和布洛克的樂聲是否天天在他的家中飄揚？
要不是得了精神病，納森尼爾應該身穿燕尾服，
和洛杉磯愛樂交響樂團在山丘上的迪士尼音樂廳演奏，
不致於一個人在隧道裡拉琴。

我不由得想到，他的病讓家人多難過，
而這樣的病症是否有跡可尋，在他童年歲月已埋下種子？
或者這純屬命運的安排，完全沒有預警？
話說回來，我再這麼追查下去，會不會太過分了？
畢竟這是他的人生，我又何必強求，硬要寫出來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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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啊！我給自己惹了什麼樣的麻煩？

納森尼爾繼續口沫橫飛地傾吐這種不連貫的意識流，不但會強調重點，
不時還加上微笑或手勢，就像一個極其能言善道的人，
只是他不知道他講的東西是胡亂拼湊的。
有時，我看他像和某人聊得很起勁的樣子，
但他其實面對的是一道牆、一棵樹，有時候什麼也沒有。
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回應他聽見的聲音，或者只是單純說出他的每個想法。
我對他的病幾乎一無所知，也不知道這病是怎麼回事、該怎麼辦，
連一個商量的人都沒有。
...........
我在不知不覺中作繭自縛。
讀者不會放過我的；
讀者來函還是如雪片飛來，很多人都很關心納森尼爾的現況，
而且希望看到後續報導。
這個專欄不是寫完就算了，我寫出了他的故事，
也開始擔心他的安危和往後的生活，
但我顯然無法負起照顧他的責任。
當然，我想繼續追蹤報導他的故事，
但我可不想收留一個年紀不小、精神狀況有問題的流浪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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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個受過學院訓練的音樂家，如今流落街頭，
還得趕走地下道的老鼠才能入睡。
我看著他的眼眸，發現其中沒有一絲悔恨。
在他腦海裡，美麗的樂章和醜陋的現實並無衝突。
他只求一夜好眠，不自憐自艾。
我壓抑自己的怒火問，
如果他睡死了，布拉姆斯和貝多芬會幫他趕走老鼠嗎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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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晚和納森尼爾在遊民巷待了一夜之後，
我覺得跟他比較親近了，也更堅定要拉他一把的決心。
然而，我在他的人生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，
別說是他，連我自己都不曉得。
我是否有資格告訴他，他需要接受精神治療？
我不知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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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樣做會不會糟透了？
我急於請兩位精神醫師評估他的情況，
加上另一篇專欄的壓力，
是否反而讓我利用了他，做了雷維拉原本設法避免的事？
雷維拉看出他的才華，提供他一個可以表現的舞台，
有了新的努力目標，應該有助於他的復原。
但願如此。
然而，讓一個精神病人上舞台做現場演出，
突然讓我覺得既自私又殘忍。
我不禁要想，他或許寧可待在隧道旁邊拉琴，
那樣比較自在，而且車子的噪音可以蓋過他拉錯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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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很不錯，」普卡爾分析道：
「他有自覺，知道自己表現得好不好。」
也就是說，他能分辨過去拉琴和現在拉琴的不同。
普卡爾還提出一個我從未想過的看法，
他抗拒治療的原因，或許是不想恢復正常生活，
因為那樣的生活對他而言太痛苦，無法忍受。
她說，在音樂世界（按：茱莉亞音樂學院）裡，
壓力是無窮無盡的，
納森尼爾也許很有才華，但相對也很脆弱。
生活的壓力可能就是他崩潰的原因。

納森尼爾抬起頭來，他的大提琴演奏得很自然。
觀眾大聲叫好，他的自信也增加了，我也總算鬆了一口氣。
雖然像我這樣不會拉琴的人，
也聽得出來他拉錯了不少音，
還把巴哈的大提琴組曲插入他的即興之作，音準也大有問題，
但他還是拉得很陶醉，琴音就像有了靈魂般動人。
他沈醉其中，不時展現抖音，甚至閉起眼睛；
他因音樂而得到救贖，再一次以自己的手爬出瘋狂的深淵。
此時的掌聲不只是鼓勵，而是真正的讚美；
我比任何人都拍得要用力，並為他感到驕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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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納森尼爾相遇以來，
在這半年之間，我與他的關係越來越深，
然而我也很想恢復原來的生活。
我決不會丟下他不管，但也無法一直像他的監護人那樣照顧他；
我有自己的工作，還有家庭，不能老是為了他的安危嚇出一身冷汗。
在俱樂部登台那個插曲已經磨光我的耐性。
我試圖幫他卻始終不得其門而入，因而備感挫折，
幾乎來到放棄的邊緣，
但他總是在最後一刻出現讓人眼睛一亮的表現，
又讓我不由得越陷越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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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中，我受邀上台接受表揚。
聯盟讚揚我在專欄披露納森尼爾的故事，
讓大眾更了解精神疾病的問題。
我想，我寫的東西所有與會人士早就知道了，
但大家都起立為我鼓掌。
這時，我有一股衝動，想把麥克風搶過來，問道：
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，接下來我該怎麼做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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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個小時前，我還跟一個瘋子在一起。
現在他成了我的私人音樂欣賞教授。
近午時分，迪士尼音樂廳就在我們頭上，
飽滿的風帆造型在陽光照耀下顯得燦爛奪目。
納森尼爾說：「真像鐵蝴蝶。」
從精神分裂到詩意，從警笛聲到琴聲，從瘋狂到天才，
他的人生有如一齣歌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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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對納森尼爾有很多地方實在愛莫能助。
我不能醫好他的病，他也不聽我的話去看醫生。
我不能帶他回（他）克利夫蘭的家，也無法讓他進管絃樂團拉琴。

然而現在他已是這個城市的重要人物，很多人都關心他。
或許他的出現提醒我們，在這個城市裡，
有很多人因為生病而無法照顧自己。
我的編輯告訴我，
別美化，也別過濾，直接呈現最原始、殘酷的一面，
讓大家知道納森尼爾活在什麼樣的環境、遭遇什麼樣的困難，
給市政府一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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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回迪士尼音樂廳的事已成過往，那份興高采烈已經淡去，
納森尼爾又不時把我折磨得很累。
每次，我下定決心要專心工作，為納森尼爾的故事打個漂亮的結，
沒多久，那個結又鬆開了。
我越在乎他，越為他擔心，就越憎恨自己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牽制，
為什麼老是提心弔膽，害怕他身上那些樂器引來歹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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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他，我犧牲寫專欄的時間，還有與家人相處的時間，
雖然艾莉森一直能夠諒解，
但長久下來，我知道這必然會影響到我的工作或家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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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如何把他帶回這個世界，
要他遵守一大堆的規則、規矩，照一定的章法行事？
他了無羈絆，只跟著自己的熱情走；
這個城市就是他的管絃樂團，而他的指揮就是一尊（貝多芬）雕像。
他看到棕櫚樹的葉子隨風搖曳，小提琴的琴音就在他耳邊。
一輛巴士轟隆隆地從他身旁駛過，
那是低音部的琴聲。
他聽到腳步聲，喔，貝多芬和布拉姆斯出來散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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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森尼爾就像唐吉訶德，
手裡拿的車輪蓋是盾牌，琴弓則是他的劍，
我則像他的侍者桑丘．潘薩。
儘管他身邊每一個人都墮落了，
他還是嚴守自己的道德和藝術規範；
他不知自己不堪一擊，因此我不得不保護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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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看著史耐德，等著他的評語。
「好得讓我驚訝。」
我就像自己的孩子剛拿下大提琴比賽冠軍那樣開心。
「我看過不少有才華的人，他們的琴聲都沒有你漂亮。」
蓋瑞．卡爾也說過同樣的話。
卡爾曾告訴我，如果你把整個人都融入音樂當中，
加入你的感性和個性，就能拉出獨一無二的聲音。
納森尼爾拉琴時，腦中那些亂七八糟的聲音就不見了，
這證明他的靈魂還沒遭到疾病破壞。
納森尼爾繼續拉琴，史耐德靠過來，對我說：
「他實在很有天分。
  雖然像他這樣有才華的人並非罕見，
  但他這麼久沒經過訓練，還能拉得這麼好，
  實在令人難以置信。」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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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壓抑自己的怒火，試著好聲好氣地問老艾爾斯先生，
他是否知道兒子有精神病。
我在他耳邊大聲嘶吼了好幾次，他才聽得到。
他的兒子為音樂而活，
而他卻聽不到聲音。
不知道牧師在星期天佈道時，
對這樣的悲劇有何詮釋。
..............
從拉斯維加斯回來後，我思索著，
年少的納森尼爾努力成為音樂家，
究竟是為了吸引父親注意，
還是想藉此向父親宣告，
雖然他被遺棄，但並沒有被打倒。
或許，兩者都有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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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（明燈療養所的工作人員羅賓森）說，
有時像納森尼爾這樣的人並不是不想搬進來，
而是他們懷疑自己無法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地方，
擔心有一天會被趕出去。
若是在街頭，由於已經一無所有，就用不著害怕會再失去什麼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真實的納森尼爾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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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突然想到，我這樣做是不是已經踰越一個記者應該保持的距離和客觀？
即使我是專欄作家，可以用文字為某事或某人喉舌，
但似乎不該介入當事人的生活。
你的判斷必須敏銳，動機也要保持單純。
但就亞當斯和納森尼爾而言，
我已經忘了自己只是個專欄作家，
不但充當社工，還成了納森尼爾的朋友。
是不是他們的個性和際遇促使我這麼做的？
然而，除此之外，應該還有別的因素。
在我過去三十年的記者生涯中，
我總是與我報導的人事物保持安全距離，
用我的筆大聲疾呼，揭發社會的不公不義，
結果常常只是狗吠火車。
我希望我做的事能有更大的影響力，
即使失敗，我也心甘情願。
這不只是一個記者的盤算，還有好奇心以及對人生意義的渴望。
我羨慕救治亞當斯的醫師，讓亞當斯活了下來。
我佩服能欣賞納森尼爾的音樂家。
羅賓森等人的耐心和慈悲也給我很大的啟發。

因為納森尼爾，才讓我有這樣的想法。
在我接觸的人裡，幾乎每個人都很會掩飾自己的感覺，
或者對事情都早已有定見，不輕易接受別人的看法。
納森尼爾是個不戴面具的人，
甚至把自己的生活攤在公眾的眼前。
我們的生命有所交集，因為我在他身上看不到虛偽。
過去，我曾訪問過一些達官顯要，例如市長或州長，
但採訪後我只是離自己更遠，不知自己的感覺為何。
然而，納森尼爾讓我檢視自己的內心，思考自己的工作，
以及身為記者和市民與世界的關係。
儘管納森尼爾帶給我不少挫折，
但認識他，與他為友，訴說他的故事，
使我的生命變得無比豐美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（真實的納森尼爾與羅培玆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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凱西、夏儂、派翠西亞和史都華果然是對的。
假以時日，他一定會在這裡落腳，但要他自己情願才行。
強迫不來，也急不得，
找警察來銬上手銬或強制關起來都沒用，只會讓事情更糟。
納森尼爾是有主見的人，
我們能做的，只是為他開一扇門，等他。

納森尼爾能有這樣的突破，真是不容易，
也讓我開始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他過去經歷的事。
他在隧道裡與人發生衝突，說不定是他對搬進房間所做的最後的抗拒。
羅賓森曾說，搬進房間裡住，
意味著他可能會失落什麼。
也許，關起門來，只剩他自己和他腦袋裡的聲音，
讓他必須面對自己的疾病和過去的歲月。
搬進室內，就是他回到這個充滿種種規則與期望的現實世界的第一步，
這或許比他十九歲那年踏入茱莉亞音樂學院考試更讓他不安、恐懼。
這個賭注甚至更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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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人際關係是最重要的。」
雷金斯說：
「透過感情的交流，腦子可能會產生奇妙的生化反應。
  只要當他的朋友，讓他感受到你的關心，
  他已經有所改變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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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如雷金斯所說的，
讓納森尼爾的腦子起了生化反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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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我想，他也改變了我。
我從來不曾志願當什麼大哥哥或童子軍，
但納森尼爾還是讓我不由得在百忙之中留下時間給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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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所謂的朋友是能帶給你鼓舞、挑戰，讓你發現真正的自我，
那麼納森尼爾的確是我的朋友。
我不只為了他搬進屋裡而欣喜若狂，
更因而想著，或許我想做的不只是在報社工作，還有其他的事。
例如，進入公共服務的領域，
像史都華．羅賓森和瑪麗．史卡立恩他們一樣，
為這個社會做出實際的貢獻。
不過我還不知道有什麼工作是我能勝任的。

他剛搬進他的房間後不久，
有一天我才剛轉身離開，他又叫我回去，伸出手來與我握手。
他堅定有力握著，久久不肯放手，接著露出笑容。
我看著他的眼睛，看到一直隱身在瘋狂之後的那一個他。
這是一個失去父親的孩子，一個失去機會的音樂家。
的確，我們不像一般人那樣正常交談。
然而什麼才是正常？
我握著他的手，此時說什麼都是多餘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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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納森尼爾受到心靈的捉弄，我又何嘗不是？
我讓我自己相信沒有不可能的事。
復活節在我家和坐在迪士尼音樂廳聆賞音樂的納森尼爾，
是個迷人、機智、熱情洋溢的人。
他展現出來的潛能令人激賞，讓我欺騙自己，
以為他心靈中的黑暗面必然會漸漸消失。
我想，這其中也包含了我某種程度的自私。
我不只衷心希望他能康復，同時也期待能大聲說出，
因為我的幫助，他才能有這樣的進步。
是的，我的自大讓我相信，儘管我有所犧牲，
但如果最後能有圓滿的結局，也是值得的。
因此，如果有人問我納森尼爾近況如何，
我不會告訴他們，他還是在房間牆上塗鴉，
有時還會用刀子刻出納粹的標誌，或者說抽菸的人該被處以極刑。
我也不會告訴他們，
有時候他會把爽身粉塗在臉上，自稱「白先生」，
或把胸罩當圍巾綁在脖子上，既不解釋為什麼這麼做，
也不知道這種行為有多怪異。
如果有人問起他現在如何，我會告訴他們，
我們一起去迪士尼音樂廳聽音樂，
中場休息時，納森尼爾高談闊論的模樣有點引人側目；
雖然他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，但目前情況還不錯。
也許我還自欺欺人地以為，
我的個性和耐心適合從事精神健康方面的社會服務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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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認識的納森尼爾，是不是和真實的他不一樣？
我是不是因為私心而美化了他，而他通常也在我面前表現最好的一面？
我越常前去了解情況，發現越多納森尼爾的黑暗面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（街頭的納森尼爾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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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納森尼爾，我寫的每一個字都發自肺腑，且與無數讀者分享。
我在利用他嗎？
我持續報導他的故事，真的不是在利用他嗎？
我問過自己這個問題，而答案始終如一。
我所訴說的，是一個關於他的勇氣、挑戰與人性的故事，
同時相信納森尼爾本人、我自己以及廣大的讀者都能從這個故事獲益。
如果我對批評過度反應，
那是因為我為自己的局限深感挫折；
因為我實在不知道，
最後我對納森尼爾的人生有何影響，而我自己又會如何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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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（納森尼爾）心不甘情不願地點點頭。
離去之前，我在他臉上看到一絲悔意，
但我才走到大馬路上就聽到他又開始咆哮，甚至走到停車的地方都還聽得到。
我關上車門，轉動鑰匙，收音機裡傳來交響樂，
那音樂如此動人，讓我幾乎落淚。
我猜是莫札特的曲子。
我在車子裡坐了一會兒，
音樂的美好與遊民巷的醜陋形成強烈的對比，交互擊打著我的心。
一個醉鬼在路邊小便，一個瘋女人對著魔鬼大叫，
一個八、九歲大的孩子要去上學，背著書包打從這裡經過，
我關上音樂，把車開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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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覺得自己正在窺探一個年輕人生命中最燦爛輝煌的時光。
看著納森尼爾短暫音樂生涯留下的這些記錄，
我覺得驕傲，同時又有著深沈的感傷，
彷彿看著相片，相片裡的主角生氣蓬勃，但卻在拍攝後不久意外過世。
我停了下來，坐著休息，望著（茱莉亞音樂學院）長廊上的學生。
曾經，納森尼爾也如此年輕，充滿雄心壯志。

相關心得請見「獨奏者--失去音準的生命之歌」（←請點進去）